一、政治大辩论

1789年7月，法国革命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当时的《伦敦纪事报》（London Chronicle）是这么报道的：“在这个伟大王国的每一个省，自由的火焰都已燃起……在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前，法兰西将被鲜血浸透。”埃德蒙·伯克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可能演变为暴力，但在1790年，许多英国人认为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是不必要的杞人忧天。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场革命最初被看作是法国人迟来的近代化尝试，目的是模仿英国的“光荣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英国纪事报》（English Chronicle）与《环球晚报》(Universal Evening Post)发表了一篇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宣称“正义之手已降临法国”，并赞扬了那些带来了“伟大而光荣的革命”的人们。另一些人则将法国发生的事件视为一种鼓舞。William Wordsworth在1805年的Prelude中回忆攻占巴士底狱的情景时写道：“能活在那个黎明是多么幸福。”法国革命为那些想要将英国政府改革从1688年的妥协中继续延伸的人带来了希望。

托马斯·潘恩的The Rights of Man最初是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在1791年被重新修改出版，作为对伯克作品的回应。它不仅主张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且在1792年出版的第二卷中颇有争议地提倡共和主义和社会福利制度。尽管The Rights of Man的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价格的低廉使它大受欢迎，但在其文本被谴责为煽动性的诽谤后，潘恩便去了法国。Mary Wollstonecraft为他的作品进行了辩护，她此前已经发表了一篇反对伯克思想的文章，题为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她还写了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1792)，在书中，她主张改善女性受教育的状况，以使她们能像男人一样理性行动。因此，法国革命在英国引发了人们对社会按照阶级和性别划分的方式的反思。

二、激进主义

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争议不仅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引发了智力辩论。在普通百姓处，受潘恩普世权利概念的影响，他们开始将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腐败联系起来，普通劳动人民第一次开始组织成政治团体，并呼吁进行改革，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并决定如何治理国家。

伦敦通讯协会（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成立于1792年，其宗旨据创立者Thomas Hardy所说是“向人民通报他们的权利所遭受的暴力行为，并团结他们一起努力恢复这些权利”。很快，该协会开始与包括曼彻斯特和谢菲尔德在内的北方城镇的其他改革团体进行交流。LCS成员Francis Place称赞该协会提高了出身卑微的会员的道德和教育水平，但政府认为这些激进的协会——尤其是那些拥有巨量会员的全国性协会——是危险的。革命带来的暴力转变加剧了他们的恐惧。1793年，法国爆发战争，当局试图以国家安全为幌子限制改革社会的活动。他们认为，英国的改革者与法国的雅各宾派太过相似，后者是最强大、最极端的革命派别。政府资助的记者们在新闻媒体上大肆宣传这一信息，而政府间谍则渗透到激进分子的会议中，提供有关叛国阴谋的夸大报道。

三、保守派反应

并非所有的反激进主义活动都是政府主导的。大律师John Reeves建立了反对共和主义及平等主义的“维护自由和财产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perty)，以应对英国宪法可能受到的威胁。和LCS一样，Reeves的协会与200多个附属地区分支机构进行了沟通，并帮助像Hannah More这样的人传播保守的宣传。莫尔的廉价宣传册是专门为穷人而设计的，他们希望穷人能吸收这些宣传册所传达的信息，即良好的基督教道德、勤奋工作和服从权威的好处，与法国革命的激进思想形成鲜明对比。Reeves自己发表了几篇文章来为现有的制度辩护，他的行为得到了政府的嘉奖，但大臣们对广受欢迎的保守主义运动仍然抱有疑虑，因为该运动本身就是一场政府强烈反对的暴民政治幽灵。

Hannah More's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并不是所有现行宪法的支持者都局限于给国王写小册子或效忠演说，一些人还诉诸暴力来恐吓可疑的激进分子。1794年，Hardy和他的LCS领袖们因叛国罪被关进监狱等待审判，但他的房子遭到了一群保皇派暴徒的袭击，他认为这是导致他妻子死产并最终死亡的原因。William Blake在他的草稿中提到“little blasts of fear/ That the hireling blows into my ear”，这被认为是他作为革命同情者所经历的恐吓。保守主义者还鼓励成立武装组织，以抵御法国可能的入侵，任何怀疑对英国国王和宪法不忠的人都面临着暴力威胁。

四、社会分裂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快速的经济变革已经改变了英国普通男女的生活方式。无论是革命本身，还是随后的战争，都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政治意识，因为它激发了关于理性的辩论，激发了像Blake和Wollstonecraft这样的文人的写作冲动，也激发了像James Gillray这样的讽刺作家的艺术冲动，后者在夸大双方的极端观点方面找到了丰富的素材。然而，18世纪90年代的政治两极分化在英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分裂，这种分裂在未来数年都能感觉到，并在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后的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运动复苏。